假期最后一天去看了《穿普拉达的女王 2》。上座率出乎意料的高,显然,多数男士是陪着他们并不那么年轻的女伴来的。在洗手间,我甚至听到两位男士在互相打探今天究竟来看什么电影。对于那些期待轻松爆米花电影的新观众而言,续集的入坑友好度并不高。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它豆瓣上暂时只有6.6分,五一档最低。

Part 1,在时代的漩涡里身不由己

当 2006 年《穿普拉达的女王 1》横扫全球 3.26 亿美元票房时,我已经站在了那个被称为“时尚中心”的聚光灯下。

彼时,我是《ELLE》的资深编辑,也穿着 Prada 的皮鞋,坐在巴黎时装周的秀场里。那时正值中国经济腾飞,消费主义还是一个充满褒义的词汇,社会心态开放乐观,时尚杂志正步入烈火烹油的黄金时代。我清楚地记得,在 2007 年初的北京首映礼上,我当时的老板、主编晓雪站在台上,与《Harper's BAZAAR》的苏芒、《Marie Claire》的邓立一同接受采访。上个月主创亲访中国,上海太古里的首映红毯上只见明星和网红站台,那一众“中国女魔头”却不见踪影。我甚至开始为她们感到些许愤然。但无论如何,她们从来都不是米兰达式的“主编”——这种区别并非仅仅源于个性的底色,而是中国媒体的行业环境,与电影中所描绘的那个权力帝国截然不同。

但可以说:第一部电影里的大部分情景是接近真实的,最多只是蒙上了一层好莱坞的滤镜。可是,那种真实是仅属于美国版《Vogue》的“独一份”。相比之下,中国的杂志传媒业太年轻了,甚至可以说是被商业资本拔苗助长起来的。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第一本中外版权合作杂志,《ELLE》直到1988 年才创刊。千禧年前后,《Cosmo》和《Harper's BAZAAR》相继进入中国;而到了 2005年,被称为时尚圣经、也就是电影中《Runway》原型的《Vogue》才刚刚落地。我们从未经历过那种“一篇报道就能定义一个时代 ”的媒体原教旨主义熏陶——1947年美国《Harper's Bazaar》主编Carmel Snow在文章中为Dior写下「New Look」一词,开启战后新风貌。我们自然也就不掌握点石成金的权力,更不具备足以令读者无条件信赖的独立精神。从一开始,编辑部就像是广告公司的创意部。如果说最初大家还保留着稍许媒体人的矜持,那么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广告主预算的暴涨,主编们所匮乏的,又何止是米兰达那种掷地有声的底气。

在续集里,有一幕米兰达近乎战战兢兢地去 Dior 办公室,为一篇发表前没有尽职事实核查的收费软文向最大的广告主道歉,像在集市上讨价还价一样,为补偿的新店开幕报道版面进行谈判。这样的画面,对曾经的《Runway》来说或许是前所未有的。但在我的记忆里,当年晓雪仅仅因为拿出一只自己私有的 LV 手袋作为读者赠品发布在杂志上,都会因为事前未征求品牌意见,而面临被撤销广告的威胁。这个旧故事里不仅暴露出结构上原生的品牌权力,也暗示了那位“权力代理者”别有用心的跋扈:没有我(们)就没有你(们)!

电影里,坐在米兰达谈判桌对面的,正是她曾经的助理艾米丽。这种位置的颠倒,在现实中也正常不过,即便是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最具代表性的转行例子,大概就是与我同时代的《Vogue》时装编辑张玮栩——她现在依然是掌握着广告预算的 Prada 中国区资深市场总监(需要声明的是,我在此没有任何暗示这位好朋友言行跋扈的意味)。随着年岁渐长,我也见证了太多自己曾经带教过的实习生、助理编辑,最终摇身一变成为广告客户方的执事者,他们大多友好而专业,以至于不会给你额外的特殊待遇。

美国版《Vogue》的传奇编辑 André Leon Talley 在其回忆录The Chiffon Trenches 中曾坦诚地写道:“安娜的动力源于她对自己作为权力掮客的能力的自信,凭借着赤裸裸的蛮力,她能够生存下来,并维持非凡的成功。”中国的主编们亦是如此。凭借手中的媒体资源(主要是明星),在名利场与广告客户之间充当着长袖善舞的掮客,我所认识的她们,不过是身段和审美各异罢了。若非要找一个学得最像的,也许是张宇。大概是跟米兰达的原型接触得多了,近安娜者“剪刘海戴墨镜”。

在当时的中文时尚媒体圈,最有“恶魔”风范的大概是《ELLE》亚太区编辑总监 Jane Hsiang ——一位祖籍四川的华裔老太太。即使孤傲如孙哲(我在《ELLE》时的前一任主编),他笔下的 Jane依然是一位风趣、机智、犀利、真正的时尚人士。Jane 是见过大世面的,私下里甚至会聊起她早年与安娜·温图尔一起在《Harper's BAZAAR》美国版做实习生的日子,聊起安娜殷实的家境和年轻时的风流韵事。Jane 的整套理念和时尚哲学,与我之前接触的日系杂志编辑逻辑大相径庭。在她中英文夹杂的俏皮话里,我几乎是第一次真正领会到来自欧美的那种业内人士独特对话方式,正如你在电影里感受到的。而这一套话语体系,我认为自己从未真正学会。当时有些同行东施效颦,将那种幽默与睿智异化成了自以为是的阴阳怪气,令我十分反感。

Jane 实在太热爱时尚了,是那种离不开拍摄第一线、近乎迷恋的热爱。以至于她的格局很难让她成为一个聚焦商务、长袖善舞的主编,或许年龄也不再允许了。我与她共事期间,《ELLE》经历了两位主编,他们与 Jane 之间都存在着龃龉和分歧。那是高层之间的博弈,我虽夹在中间,但从不站队,于是两位主编都乐于派我去协助 Jane 的工作。也许是因为 Jane 没有孩子,或者从未有过一个直男助手,她极乐意教我做事,态度也显然比对待其他女编辑友善得多。对于“愚钝”的我来说,丝毫感觉不到什么“职场霸凌”。别说为一位体面的长辈服侍吃喝这些琐事,即便她严厉地批评我没有把归还品牌的样衣整烫如新、并用硫酸纸一丝不苟地包装妥帖,我也甘之若饴。

2005 年,我协助 Jane 拍摄了中国时尚史上的第一组“高级定制”服装大片。摄影师是冯海,模特是刘丹,场景是北京故宫,最终呈现的封面和内页故事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张力。我清楚地记得,那次拍摄并没有事先申请官方许可,所有人都是买门票和游客一起排队混进去的。请想象一下,我们手中抱着的,可是价值数十万元的高定礼服。即使像打游击战一般躲避着保安的驱赶,Jane 依然能在混乱中掌握有序。那种在现场无须多言,仅凭一举一动就能给予团队的镇静与创作激励,让我受用很久。

这当然无法与电影续集中奈杰尔的凡尔赛回忆——“当年为了拍摄一组小型内页,团队会被派往非洲呆上整整四个星期”,相提并论。但很快,我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中国大刊编辑,都有机会开始飞往世界各地去制造华丽的时装故事。是的,我也曾在南非的草原、戛纳的海滩、日本的乡村……,为了一组区区十页的大片,心安理得地挥霍过整整一周的时光(当然,前提是赞助商买单)。

Jane 并非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位导师。2002 年前后,我在为日本最大出版集团小学馆旗下的《Oggi》中文版工作时,总部每月会委派曾担任日文版《GQ》时装总监的佐藤先生来中国指导。他虽不具体干预造型搭配,但他带来的关于拍摄前期筹备、现场调度以及后期编辑的工作体系,绝对是当时中国行业内难得一见的“先进范式”。到了 2006 年初,我又被孙哲派往《ELLE》巴黎总部,跟随法国版资深编辑 Francoise 女士学习。

这三位导师当时都已年近半百,却依然快乐地亲力亲为那些事无巨细的“体力活”。年龄最大的 Francoise 给我不小的震撼:她邀请我去她家,巴黎小公寓远没有电影里安迪家那般宽敞明亮;她带着我去各大 Fashion House 的 showroom 借衣服,没有品牌会像对待《Runway》那样,把当季新款殷勤地提前送进杂志样衣间。那段时间她正好手腕骨折,打着石膏乘坐巴黎的公交和地铁辗转——而同时期的我在上海,已经可以在借衣服的当天,专门租一辆金杯面包车了。

我当时真心以为,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在这条借衣服的路上干到白头。我当时最大的梦想,不过是成为像 Joe Zee 那样的创意总监。你可以把 Joe 视作现实世界里的奈杰尔。作为出生于香港的加拿大籍华人,Joe 从 2007 年起在美国版《ELLE》担任了长达七年的创意总监。我的梦想远没有安迪那样充满戏剧性的挣扎,当时纯粹将其视作一个职业阶梯的终极目标而已。这个滤镜的破碎则是后话了:2019 年,我在为《Tatler》工作期间与 Joe 共事,那时属于他的职业弧光已然黯淡,之前他转型互联网,担任 Yahoo! Style 频道总编辑的经历也不算成功。当时他为《Tatler》亚洲七个版本制定的整体改造计划,最后也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

“理想终究执拗不过现实”,而我拿到的剧本,却迅速地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形势比人强,我们在时代的漩涡里身不由己。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历史里可以是很多事情的坐标点。在奢侈品牌大举进军中国的狂潮下,时尚杂志迎来了井喷式增长,现存杂志的广告版面根本喂不饱这头饥饿的巨兽。于是,这一年孙哲邀请我共同创办《Grazia》。起初,我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像奈杰尔那样,永远做一个纯粹的创意总监,安稳且自得其乐地躲在“米兰达式”人物的阴影下工作。孙哲肯定不愿承认自己是那种恶魔主编,犀利或许是他与米兰达最接近的特质。但那种林黛玉式“自怜”与“脆弱”,让当时的他对赤裸裸的权力游戏既不屑也玩不转(我猜的)。当然,假若称赞他也有黛玉般的才华横溢与心性高洁,他估计是会欣然接受的。

我太了解像奈杰尔这样身居此位的人的工作日常了。他掌管的那个梦幻般的样衣间,我不敢说美国版《Vogue》是否真的有同等奢华的规格,但那绝对不是行业的常态。2008 年,我在《Grazia》能争取到的中国version,不过是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独立小仓库,外加几排简陋的龙门架——而这,已经是当时国内业最好的配置了,至少比我在《ELLE》时还要和保洁阿姨共享仓储间要强得多。那时,我们这一代编辑依然保有某种近乎古典的职业操守:是绝不会私自穿着品牌的样衣去出席公开活动的。像电影里那样,堂而皇之地穿上那件 Gabriela Hearst 的拼贴画拖地长裙,出席一场汉普敦的高端局,甚至还不慎蘸上油醋汁,想来只能是美国版《Vogue》至高无上的特权,亦或是为了戏剧冲突而强行铺排的桥段。在中国,那会儿即便你是主编,穿样衣至少也需要提前与品牌方进行严谨的公关报备。我记得在“街拍”刚刚兴起的年代,曾有编辑为了博出位,私自穿着品牌样衣去看秀,此事最终惊动了总部高层,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在 2026 年的续集中,当奈杰尔得知《Runway》即将被收购,面对安迪的惊慌失措,他只是低下头,对着桌面的看片台自言自语了一句:“这个包斜挎会更好看。” 许多观众或许看不出其中的破绽,但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这是一种极具深意的艺术夸张。那种内部装有 5000K 标准色温灯的看片台,我也曾拥有一台。但自 2005 年佳能 EOS 5D 数码单反全面普及之后,这种专门用于查看反转底片的看片台,就迅速从各大编辑部里绝迹了。即使偶尔有复古企划使用了传统胶片,高精度底片扫描仪的成熟,也早就不需要创意总监再举着放大镜去审视颗粒了。

电影如此刻意地展现这个画面,无非是为了隐喻《Runway》在数字时代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死守。在那一刻,奈杰尔这句关于“包该怎么背”的简单专业判断,是他面对这个正在被数字资本吞噬的世界,所能做出的最后的、微不足道的、却又最坚定的抵抗。奈杰尔固执地趴在看片台上的那个身影,俨然成了传统时尚媒体人最后的古典主义绝唱。

话说回我自己。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那是一个建立在对未来无限乐观之上的黄金上行期。2010年,在连续策划了范小姐的巴黎时装周和许晴的米兰时装周两个“艳压”项目后,《ELLE》的母公司赫斯特集团在 2011 年又向我抛出橄榄枝,邀我回去担任当时创刊不久却一直波澜不惊的《伊周》的主编。于是,我也终于拥有了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要求助理按时将那本神圣“BOOK”端到面前的权力。

这个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是极度紧缺的,原本50年要走的路我们10年走完了。人才的标准不好说,但彼时的从业门槛的确很低。外界说”中国的时尚杂志是一群月薪八千的编辑,教一群月薪三千的读者模仿月收入三万的人怎么花钱"。这个段子的讽刺并非完全失真。更严酷是,我们最早一批成长起来的从业者都只顾踩足油门往前冲,从来没有为“传帮带”尽到自己的责任。后来中国时尚杂志业的怪象,是基因层的,也是系统性的。

职场的流动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行为,即使孙哲对我有知遇之恩,即使我跳槽去了他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但我当时的想法或许过于天真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他为何要将那些原本用于点评时装的刁钻与刻薄,转而用于在各个场合“阴阳”我和我所服务的杂志。直到多年后,他在微博连载自传式的专栏,吐露了他在《ELLE》所经历的暗礁与漩涡,我才恍然大悟:任何程度的“背叛”,都会引发PTSD。

在《穿普拉达的女王 2》中,恰好有一段关于“背叛”的精彩对话,在我看来绝不亚于第一部中那段名垂影史的“天蓝色独白”。

这场对话发生在电影第三幕的关键转折点。米兰达已经察觉到了昔日门徒艾米丽企图借科技新贵男友本吉的资本力量篡权的背刺计划。晚宴前,米兰达与安迪漫步于恩宠圣母教堂,巡视着这处即将沦为名利场厮杀的场地。教堂墙上正是达·芬奇的旷世名作——《最后的晚餐》。这幅画本身就是关于“背叛”的终极隐喻:达·芬奇没有像前人那样为耶稣和使徒们画上神圣的光环(Halo),而是剥离了他们的神性,将其刻画成一群会经历恐惧、算计与挣扎的“凡人”。

面对一手栽培的门徒的背叛,米兰达没有愤怒,而是展现出一种令人胆寒却又无法反驳的冷酷气场。她近乎愤世嫉俗地剖析了人性的幽暗:

“……背叛是人的天性,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总会让彼此失望,我们生而如此。”

如果将这句台词跳脱出“职场阴谋”狭隘背景,放置于人生与事业终局的宏大命题中:在犹如丛林般残酷的名利场中,让人失望本就是人类的本能。与其纠结一城一池的忠诚与得失,不如坦然接受这种充满缺陷的真实。我极度偏爱导演与编剧这种“以物言志”的文本张力。

“……试图向世界宣告你太看重自己的内在,以至于懒得理会穿搭。但你天真地没有意识到,2002年 Oscar de la Renta 发布了天蓝色礼服,随后 Yves Saint Laurent 推出了天蓝色军装夹克……这个颜色迅速席卷了八位顶级设计师的秀场。它经过百货公司的层层筛选,最终渗透到某个可悲的廉价大众服饰店的清仓纸箱里,被你翻了出来。你以为是你做出了一个’免于时尚’的选择,但事实上,你身上这件毛衣,正是这间屋子里的人,从那一堆你看不上的东西里为你挑选出来的。”

如果说2006年借一件天蓝色毛衣,影片完成了一次对时尚产业权力结构的通俗化解码——即将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 1904 年《时尚哲学》一书中提出的“创造-模仿-抛弃-新创造”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赤裸裸地展现在公众面前。这里,米兰达捍卫的,不过是传统精英阶层对大众审美的绝对统治力。权力的交锋依然局限于“时尚圈内部”与“内行外行”之间。

而到了 2026 年:叙事的媒介从工业流水线上的“毛衣”变成了承载人类文明的“壁画”。当镜头缓缓推向《最后的晚餐》,米兰达面对的敌人是试图用算法接管一切的科技霸权。影片企图借此摆脱了“职场小妞电影”的刻板标签,完成了从“消费主义”向探讨“科技、资本与人性”的宏大叙事闭环。在这个维度上,冲突已经升迁至“人类与机器、人文与算法”。在被数字洪流逼至绝境的时刻,米兰达确立了一种更为宏大且悲壮的主体性。她借达·芬奇之口说出的“人类是不完美的”,是对硅谷那套“效率至上”的算法暴政发出的反击。

2006 年的米兰达是秩序的建立者,她的傲慢源于对行业的绝对掌控,那件毛衣是她权力的战利品;而 2026 年的现实商业坐标系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康泰纳仕集团,前一年的全球营收勉力维持在20 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区的业务体量,我估计实际规模不会比 5 亿人民币多多少。受 Google 推出 AI 概览的影响,美区《Vogue》线上流量的SEO入口占比已从昔日的绝对多数暴跌至区区25%,被现任 CEO 悲观地称为“致命打击”。米兰达在AI 企图全盘接管甚至抹杀人类主观意志的时代黄昏,不再仅仅是一个挑剔的职场暴君,而被影片定义为捍卫人类审美主权的孤勇战士。这是新续集的野心。

Part 2,拱廊街的守夜人

2016 年,十年转瞬即逝。这一次,我所要背叛的或许是我自己。

彼时,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于被移动互联网更早深刻席卷的中国时尚杂志而言,电影续集里讲述的那场大洗牌,其实早在那一年就已经拉开帷幕。当时作为真实发行量最大的时尚杂志、被誉为无数年轻女孩的时尚启蒙、年营收逼近 1 亿元的《伊周》,在那一年遭遇了收入锐减 40% 的滑铁卢。集团高层一纸令下宣布停刊,整个部门一百多人面临集体裁员。已经兼任出版人的我,面对这股倾覆的力量毫无办法,只剩下一种无力挽回的空虚茫然。

在续集里,米兰达站在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巨大的玻璃穹顶下,空无一人的购物大街包裹着她的孤立无助。那一刻,银幕上的悲伤是真实的,因为我也曾真切地站在过那个坐标点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自己一手建立的堡垒,甚至真心想要捍卫的“美”,在点击量与转化率面前被彻底贬值。

这场戏的选景简直是神来之笔。它的右侧,是电影里反复出现、历经数个世纪修建的米兰大教堂——那是古典时代人类为了接近上帝而建造的哥特式神庙;而这条用钢铁和玻璃罩住的街道,则是19 世纪工业革命为商品消费信仰加冕的圣殿。正如艾米丽在片中所言,零售是时尚界唯一仍然盈利的堡垒。这条拱廊街,正是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在《妇女乐园》中所描绘的“现代商业教堂”,也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拱廊街计划》里冷酷剖析的资本主义“集体梦境”。一百多年来,无数漫游者在这里被巨大玻璃橱窗的景观催眠。而如今,连这位曾经制造梦境的女王本人,也沦为了被时代抛弃的守夜人。

这与第一部中那个褪去妆容、穿着浴袍的经典崩溃场景截然不同。当年在安迪面前短暂十秒流露脆弱后,她能用极强的意志力掐断并重新披挂上阵;而这一次,却构成了一次残酷的镜像反转。当她向丈夫诉说“如果没有了《Runway》,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时,那种信仰彻底坍塌且毫无退路的悲剧感,刺痛了每一个经历过时代下坠的人。那一刻,我也曾无数次在深夜里,向自己抛出过同样的拷问。

2016 年的那个冬天,我无心也无力像安迪和米兰达那样去奋勇自救。一份新工作Offer的无缝衔接安全地将我拽出了自我怀疑。我加入了当时新兴的内容电商/垂直电商赛道——“YOHO! 有货”。从一本杂志起家,他们硬生生撑起了潮流生意的一片天。我被他们线下 YOHOOD 展会上日均五万人的狂热人流所震撼,被他们全年 30 亿 GMV 的交易额击碎了原有的认知框架(作为对比,当时国内最大的传统出版集团,年营收也不过勉强维持在 10 亿元上下)。互联网技术与时尚的结合,为我打开了一个折叠的全新宇宙。至于 YOHO! 后来如何在残酷的流量游戏中不敌大厂巨头最终黯然落幕,那便是另一个故事了。

如果说第一部电影是关于时尚权力的加冕和职场炼狱中的自我救赎;那么第二部,则像是一群人在试图打捞一个行将就木的行业。2026 年,米兰达 70 岁了,那个仅凭编辑部的傲慢就能定义品位、仅靠封面人物就能引领潮流的时代,彻底终结了。安迪 40 岁了,正在遭遇传统严肃新闻媒体的裁员潮——她所面临的困境在今天正四处发生,这种结构性的崩溃已经蔓延到了更广泛的行业。

后来,《伊周》的核心团队曾聚在一起复盘,我们确实曾有机会像电影续集里那样,找寻一股新的资本介入,甚至都不需要多么庞大的收购价码。在 2016 年那个纸媒最凛冽的寒冬过后,存活下来的时尚杂志的确迎来过一次“小阳春”——粉丝经济的崛起。作为在饭圈生态里仅次于“五大刊”的《伊周》(位列第二梯队“四小周刊”),若是单纯为了活命,光靠卖流量明星的封面,凭借周刊的频次优势,我们也完全有机会继续留在牌桌上。

但是,当整个系统都开始崩塌时,作为个体的我们,再做这些徒劳的缝补与挣扎意义何在?

十年前,我就开始在废墟中苦苦寻找答案,并很快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相:这已经不是我们要如何去适应游戏规则变化的问题,而是这场游戏本身将不复存在怎么办?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更何况,当我们狠心撕下怀旧的滤镜,必须诚实地面对:所谓的传统媒体,也不过是上一轮技术与媒介周期里的既得利益者。即使我们在绝境中真的找到了如影片续集最后穿着白衣的“白衣骑士”,用新的资本为这具躯壳强行续命,那种虚妄的繁华,依然是建立在对大众消费欲望的原有剥削之上。

至于曾经坚不可摧的权力堡垒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瓦解?《穿普拉达的女王 2》在叙事上有意无意地折叠了一段最为致命、也最能解释当下困境的历史。

2006 年,《穿普拉达的女王 1》在全球大银幕上为传统纸媒的绝对霸权完成了最辉煌的加冕。但在银幕之外,颠覆的倒计时已经悄然按下。仅仅半年后的 2007 年 1 月,史蒂夫·乔布斯举起了第一代 iPhone,宣告了移动终端时代的降临;2010 年 10 月,Instagram 上线。这两次看似完全属于硅谷极客的技术发布,实则成为了全球时尚杂志大溃败的起点。

在那个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只有米兰达和她的编辑们拥有坐在巴黎和米兰时装周头排的资格;只有她们掌握着与顶级摄影师、超模合作的千万级预算;也只有她们,拥有将远在天边的奢华转化为精美铜版纸的印刷与发行渠道。那段经典的“天蓝色毛衣”独白所展现的“涓滴效应”,其本质正是一种建立在绝对信息垄断和媒介准入壁垒之上的知识霸权。米兰达们之所以能成为神,是因为她们垄断了神谕的发布权。

但数字媒体以一种极度民主却又极其粗暴的方式,无情地砸碎了这一切。当千万像素的镜头和全天候的互联网连接被塞进每一个普通人的口袋,当视觉叙事的权力从昂贵的恒温摄影棚下放到了卧室的穿衣镜前,时尚的解释权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去中心化。草根博主和意见领袖们,凭借着即时的更新频率、充满粗糙真实感的人设以及与粉丝点对点的零距离互动,轻而易举地刺穿了传统编辑们用漫长截稿期和精修大片堆砌起来的神秘感。品牌方也迅速察觉到了权力的转移,他们越过主编的办公桌,将前排看秀的邀请函和丰厚的广告预算,直接递给了那些坐拥百万粉丝、却毫无传统时尚背景的年轻人。

《穿普拉达的女王 2》一开场:米兰达身着一袭夺目的定制红色 Balenciaga 礼服亮相。这场盛大的晚宴,显然是在致敬时尚界年度最大的权力盛会——前几天刚刚举办的Met Gala。多么完美的商业结合!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安娜·温图尔会接受与梅丽尔·斯特里普共同登上《Vogue》最新封面的企划了。然而,在红毯上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却是一篇“血汗工厂”的软文危机——现实里Dior、Giorgio Armani、Loro Piana、Prada、Tod's 、Gucci一长串品牌都被卷入调查;而最终为这起在社交媒体上掀起巨浪的丑闻定调的,是 BoF——一家完全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产业财经媒体。任何一个深谙内情的时尚工作者,大概都能在这些密集的碎片信息中感受到极强的消化快感。也许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每一次重温,还能从中打捞出更多令人抚掌惊叹的隐秘细节。

同时也充满了与第一部电影的隔空对话。开场活动中一闪而过的海报,上面写着主题:“春日繁花”。还记得吗?在第一部里,当米兰达与编辑们开选题会时,她曾毫不留情地讥讽过提出这个创意的下属:“花朵?春天用花卉图案?真是开创性的想法。” 然而,二十年前被女王一票否决的平庸创意,二十年后却堂而皇之地挂在了大楼的最显眼处。同样是选题会,在续集中,大家争论的焦点变成了数据与流量。当曾经的“时尚圣经”开始屈尊迎合大众口味、向算法低头时,这已经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审美降级”了。残酷的真相是:当仅仅是为了活下去就已经耗尽全部力气时,你便再也没有余力去拒绝平庸了。

这也是极少数能够将群像蒙太奇与叙事融合得如此巧妙的电影之一。这种碎片化的视觉冲击,与光怪陆离的时尚圈简直浑然天成。影片中穿插着身着“奇装异服”的人群,那些在圈外几乎无人知晓、却在业内呼风唤雨的客串面孔一闪而过:从最火的流量网红,到传奇超模(Karolina Kurkova、Heidi Klum),再到杂志和新闻界的传奇人物(Tina Brown、Kara Swisher),以及标志性的设计大师(Marc Jacobs、Donatella Versace、Dolce & Gabbana)。最后,Lady Gaga 在影片中奉献了堪称完美的三分钟。她的音乐,一如二十年前第一部中的 Madonna,没有谁比她们更能精准地唱出各自时代名利场的最强音了。

片中埋藏了太多的细节隐喻,以及只有行业内部人士才能听懂的毒舌俏皮话。要想跨过理解门槛、发出那声会心一笑,成本是极高的。充斥的大量对前作经典桥段的致敬,这对没有情怀背书的新观众来说,无疑又是一道隐形的屏障。因此,如果有人抱怨续集情节混乱、逻辑存在漏洞,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我完全能理解,一定会有观众将这部电影视为“给那些旧时代遗老们量身定制的无病呻吟”——或许,也包括正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我。

对我而言,它早就不只是一部电影,这导致我很难保持绝对的客观。但毋庸置疑,它制作精良,饱含创作者的悲悯与匠心,至少四位主演的演技依然极具说服力,他们仿佛就是从真实行业里走出来的人物。如果非要给出一点负面评价,我只能说它“时过境迁”,因为续集里的故事骨架依然是基于上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尤其是在最近这两年里,AI 对整个社会底座、对新闻内容行业的重构是如此剧烈且颠覆。就在两周前,我收到了一位猎头发来的职位说明(JD),正是为电影中影射的那家现实中的国际出版集团,寻找一位中国区男刊的主编。我看完那个充满旧时代 KPI 话术的文档后,第一反应也只是:可真够“过时”的。

在续集中,奈杰尔试图用“《Runway》早就不再只是一本纸质杂志,而是涵盖在线订阅、云端流媒体和线下体验的多元化商业帝国”来挽回尊严,但很遗憾,全片对这场技术革命底层的认知显得异常单薄。除了安排艾米丽带着那位影射现实中贝索斯和马斯克的硅谷大佬男友本吉出场,并在米兰时装周晚宴上发出那通带着科技新贵的傲慢但振聋发聩的对白:

未来汹涌奔袭,就像庞贝古城的熔岩,铺天盖地。

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任由它带走一切。

终有一天,它会将我们所有人吞噬。

或许,这本就是命中注定吧,或许吧。

这世上,唯一不变的,从来都是改变本身。

事实上,AI 权力的接管早已不是某种“即将到来”的科幻威胁,而是正在碾压一切的冰冷现实。这个世界正以令人晕眩的速度运转,不由分说地抛下任何人。无论曾经多么稳固的审美权威和话语秩序,都在AI 时代的洪流中分崩离析。当 AI Agent以硅基生物的进化速度撕裂媒体的旧秩序时,整个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适者生存”的残酷大清洗。在时装周镁光灯的闪烁与硅谷机房 GPU 集群无休止的嗡鸣声交织中,流量入口的原子化崩塌、广告经济的链式解体、以及数据主权的隐秘转移,共同勾勒出了一幅“媒体大灭绝时代”的末日图景。

在局外人看来,轰轰烈烈、星光熠熠的时尚媒体似乎依然拥有超凡的社会影响力(也许它确实曾有过四两拨千斤的黄金年代)。但如果将视角拉升至宏观商业维度,一本顶级杂志,甚至一个老牌媒体集团,其盘子小到只是亿万富翁湖边别墅Brunch桌上的一道Side dish。电影中那位科技巨头为了博女友艾米丽一笑便能买下整个出版集团,这绝非虚妄的戏剧夸张。将杂志微薄的营收,与那些动辄千亿美元估值的 AI 独角兽,或是市值数万亿美元的底层算力巨头相比,是令人绝望的降维打击。在效率与算力称王的法则里,贪婪的科技高管们真正在意的,是如何将一切人类经验转化为可计算的向量参数,而不是为艺术的试错与人类充满波动的创作过程买单。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系统级重构,电影却依然懒惰地退回到陈词滥调中,试图用一句单薄的“人类是不完美的”来强行挽回胜局,这种反击在残酷的商业现实面前,显得既苍白,又无力。

在这场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海啸面前,整个时尚行业的从业者似乎都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的技术恐慌。但我时常会想起两百多年前,爆发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夜的“卢德运动”。后人往往轻蔑地将那些砸毁动力织布机的纺织工人,嘲笑为一群愚昧、抗拒历史车轮的“反技术狂热分子”。其实,卢德分子真正试图砸碎的,从来都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冷酷的工厂主利用这些新机器,剥夺他们劳动议价权、摧毁他们生存尊严的资本剥削制度。

今天的我们,正站在一个极其相似的历史断层线上。当编辑、作家、摄影师、造型师、模特们面对永不知疲倦的 AI 大模型时,我们所感受到的绝望,与当年面对轰鸣蒸汽机的纺织工人如出一辙。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机器剥夺岗位”的哀嚎,或是幼稚地试图呼吁退回到那个由主编特权和精修底片构筑的“古典手工时代”,那便只是进行了一场毫无意义的赛博朋克式“砸机器”。

在两百年前的黄昏,卢德分子挥起铁锤,试图捍卫作为人类工匠的最后尊严;而在今天,当传统媒体帝国轰然倒塌的废墟之上,我们需要寻找的,是如何在不完美的人性与冰冷的代码之间,重新确立一种不被资本和算法彻底物化的创作主权。

当米兰达在飞机上,步履蹒跚地从商务舱径直走向经济舱的座位时,那一幕或许是全片中最大的笑点:一个老去的、失去了魔法的女魔头,仍在笨拙地努力适应着这个已不再属于她的时代,而她或许并未察觉,这一切的挣扎可能终归是徒劳。

影院里大笑的观众可能不会想到,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过黄金时代、又被周期狠狠抛下的人来说,看着那个落寞的背影,那是笑着笑着,就流出了眼泪。

最后,我仍要感谢这部电影。它像是一面斑驳的镜子,照见了二十年前我们曾拥有过的炽热梦想,也逼迫我们重新估量此时此刻依然坚持的意义。因为,也只因为:I Just Love My Job!

在时代的洪流冲刷过后,愿我们,都能在废墟之上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不卑不亢,自带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