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上周那篇关于《穿普拉达的女王 2》的观后感,意外地为这里引来了许多新读者的驻足。评论区的每一条留言我都认真读过,那些跨越屏幕与岁月的共鸣让我深感温暖,谢谢你们。今天,我会继续让自己回到过去,说说那些埋在灰烬之下从未被述说的往事(解密16年前大明星潮爆巴黎时装周的幕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妥协、博弈甚至对簿公堂……让我们看看流量时代最初的黎明,究竟是如何降临的。)

我从2022年断断续续写这个公众号,几乎从未在这里剖白那段媒体往事。更多是我关于“时尚与科技”交汇处的一些观察笔记。我能坚持,完全出于对“费曼学习法”的笃信:面对正在重构世界的复杂技术,倘若你无法将其向他人解释清楚,便意味着你自身也未曾真正触及它的内核。
我不确定因情怀而来的新朋友们,是否对这些冷硬的时尚科技抱有同样的耐心。但我深知,在这个被 15 秒短视频和碎片化情绪统治的时代,你们愿意跋涉过那篇万字长文的门槛并在此驻足,本身就是一种对“算法浅薄化”的智性抵抗。这意味着你们对这个世界依然保留着和我一样的好奇。不妨将我的日常分享视作一种对抗时代焦虑的“新知”。毕竟,当 AI 的洪流已经像庞贝的熔岩般无可回避地涌入现实,每个人都注定深陷其中。
过去,我总是刻意回避书写往事。人终究要斩断频频回首的执念,去直面当下、凝视明天。不可否认,我们都承受着经济周期下行带来的重压。对于亲历过时尚媒体那个黄金时代的人来说,那更是五光十色的绚烂,而对比之下,当前的新常态就是很“Normcore“的灰色。倘若被困在这种落差里,未来注定举步维艰。
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中,借角色之口戳破一种名为“黄金时代情结(Golden Age Thinking)”的幻觉——怀旧,本质上是一种拒绝,是对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的消极抵抗。它是那些无力应对当下残缺的人,在浪漫主义的庇护所里滋生出的一种思维缺陷。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试着相信,此刻就是又一个最好的时代?AI 所引发的系统级重构,其烈度绝不亚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它正在将旧有的一切权力与规则无情洗牌。知名科幻作家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曾有一段极具画面感的嘲讽:“铁匠们在酒馆里对着啤酒流下眼泪,悲叹自己无法在铁路时代继续卖马掌,但这并不能让他们的马掌变得更受欢迎。” 眼泪无法阻挡火车的轰鸣,他们本该砸碎铁砧,纵身跃入那场轰轰烈烈的蒸汽狂飙。
这正如今天的我们,会在某一刻遗憾父母为何没有在改革开放之初毅然南下,也像当下的年轻人有理由抱怨爹妈为何没能在世纪初的红利期里多囤下两套房产。历史的锚点总是在事后才显得清晰,而此刻,一场规模更为宏大的时代列车正停在我们的面前。上车,还是留在原地怀念马掌,这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终极选择。
言归正传。今天的故事缘起明天要去录的播客《佟晨洁的“正常生活”》。佟掌柜说看了电影也很有感触,要找两个老友一起聊聊。于是在我们共同的一个大群里,她点名了我和摄影师宋波,也许是我们两个“上古神登”当年都曾为她定格过杂志的封面吧。

我知道她有一档深受都市独立女性拥趸的播客,开播之初我便订阅了。播客算是我如今最主要的内容消费形态,开车路上#小宇宙 是最好的陪伴。但坦白讲,平时我对她节目推送的那些女性话题并不感兴趣。于是,我向她抛出顾虑:“什么话题才适合你的听众?”她的回复依然那样大大咧咧,更准确的说有一种自信的松弛感:“我的节目没有大纲,哈哈哈,你就挖挖以前的记忆吧”,最后不忘记告诫:“不要爹味。”嗯,我想刚才那段关于“另一个最好的时代”大概就是属于很爹味的那种。
就在那个微信群里,大家七嘴八舌地感叹:若是再不坐下来回忆,那些曾经闪耀的日子就真的要被时间彻底吞噬了。宋波老师翻出了为佟晨洁拍摄的一组《ELLE》古早时装大片作为物证——那甚至连她自己都已遗忘的青春切片。蝶亿公关的创始人Linda回忆起她与宋波在 2000 年“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上的第一次合作。但记忆在这里出现了瑕点:她把当年宋老师藏在树荫下拍摄暴晒在泳池里的王雯琴,错位成了佟晨洁。……你看,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握着散落的细节碎片,如果不相互“对表”,那个我们共同走过的时代,终将垒成一堆无法还原的“puzzle”。就像我上一篇文章里提及的那些当事人还私信我,你看,通过我的写作又将彼此的记忆做了修正,才能拼凑出完整故事。
无论是写下这些冗长的文字,还是去播客里随性对谈,我们在潜意识里,仿佛都在试图为那个轰然落幕的时代,郑重地写下一封道别信。似乎只有真正完成了告别,我们才能卸下行囊,整装待发,去奔赴一个未知的全新旅程。好了,又“爹里爹气”啰嗦了一长串,以下才是佟老师布置的作业。
社交媒体时代之前的时装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如果要在时间轴上标定中国时尚媒体权力更迭的起点,那一定是2010 年。彼时,Instagram 在大洋对岸上线,中国也同步迎来了“微博井喷元年”。随后是 2013 年移动短视频的狂飙突进,秒拍、微视蜂拥而至,快手转型社区;直到 2016 年抖音横空出世,以及小红书凭借明星入驻加冕为“国民种草机”,整个社交媒体时代的江湖版图彻底确立。这些平台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破了传统纸媒的壁垒,催生出一种“围观者”的权力。
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时装周是一座被高墙围拢的神秘圣殿,少数特权阶层牢牢把持着神谕的发布渠道。那时的我们,步调带着一种古典主义的从容,肆意挥霍着那些后来被奉为“流量密码”的内容。没有即时滚动的新闻,不需要焦虑朋友圈九宫格的拍摄构图,更不必操心身后的新媒体团队数据起伏。在那段纯粹的岁月里,我们全部的感官都只为衣服本身敞开——我们能静下心来,觉察出现场裙裾在模特走动间那种细微的呼吸感,而不是被秀场内外那些喧嚣的八卦夺走注意力。
冲击最大的一幕,发生在我参加 2009 年 9 月的米兰时装周上。在 Dolce & Gabbana的秀场里,Bryanboy、Tommy Ton、Garance Doré 以及 Scott Schuman 等初代草根时尚博主,被品牌方史无前例地安排在了象征着最高权力的第一排。他们不仅与美国版《Vogue》主编 Anna Wintour 等传统权威比肩而坐,更放肆地举起相机和手机,进行着实时图文转播。而与此同时,《国际先驱论坛报》那备受尊崇的传奇时评人 Suzy Menkes,其座位却被黯然边缘化到了角落。2013 年,Suzy 曾撰文痛斥这些喧宾夺主的博主将时装周沦为了“时尚马戏团”。那或许是传统媒体人最后的傲娇。仅仅一年后的2014 年,她加入康泰纳仕,开始为全球 19 个版本的 Vogue.com撰稿。

2010年3月,我的穿搭被收入在 Tommy Ton为GQ.com拍摄的专栏「The Men of Milan」

感谢王龙伟记录的幕后花絮
回望在职业生涯早期还没成为主编时(2005~2011年),无论是作为总监效力于 ELLE还是 GRAZIA,只要是自我标榜为“一线时尚”的刊物,远征国际时装周必定是“主编+总监”的顶配阵容。很多时候,我们会连轴转战米兰与巴黎双城。这不仅是杂志社预算充足、营业繁荣的肌肉展示,更是主创人员对“时装”这顶皇冠上明珠的终极朝圣(比较生活方式杂志都必须从“时装版”强弱开始)。那还是一个精英化的时代,绝不像后来时尚媒体短暂却疯狂的巅峰时刻,任何一家叫得上名字的新/旧媒体,若不能往秀场派出一个整排编制的新媒体方阵,便会被视为掉队。这个马戏团里,中文代替了日语,成为重要的声音。
品牌秀场排座次有着森严的阶级论,在那个中国面孔尚属稀客的年代,主编的头排座位也不总是牢固的。品牌方在安排座位的时候,会把总监排在主编身后一排同一座位。有时主编遇到没在第一排,总要让我也去一并投诉。说实话当时挺困扰我的——毕竟,对于一个不久前还只能混在设计学院学生站票队伍里、眼巴巴等待开场候补的年轻编辑来说,能有一个正经座位已然欣喜。当然还有好的一面,主编不去的场次座位都留给了我,反正老外公关不认识中国脸,中国公关也顺水推舟。在那个时候,大多数同行彼此非常抱团。比如共享邀请函,就是“一鱼多吃”,甚至有些关系好的品牌公关还会帮忙传递信函,让多几个中国编辑挤进去,好像总部的公关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所以一些超越职场的友谊,都是那时建立的,愈久弥香。
除了拼票,衣食住行皆可“拼”。时装周的节奏犹如行军打仗,我们会在秀场间隙一起啃面包,也会在深夜拼桌聚餐以作犒劳——晓雪推荐的巴黎 13 区面馆,崔丹钟爱的巴黎春天附近的川菜馆,常是我们的深夜食堂。另一种“拼”则带有浓厚的公关色彩。起初只是中国团队的小型款待,其乐融融,时装周常撞上国庆节和春节,那种人在他乡的相互温情的确难忘;随着中国市场权重的飙升,海外总部高层开始入局,常常是要包下一个餐厅,当然都是有故事的地方,比如设计师最爱,比如跟品牌这一季主题关联。这些名义上的“Casual Dinner”,实则是另一场不动声色的盛装暗战。往往晚上 9 点才端上第一杯香槟,酒过三巡后,倒不尽的时差与酒精混合,大家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海阔天空,分不清哪句是梦话,哪句是胡话。
再说“住”,最开始都是那些小旅馆,电梯只能塞进一个人一个旅行箱哪种,房间的空地只能勉强打开一个箱子,我不知道那些一周每天换不同行头的女编辑们是怎么挨过来的。我如果碰上还要在当地拍时装大片,为了做搭配,房间里所有能挂住衣架的地方都会被借的衣服占领。到后期,脑子灵活的编辑们就开始组团租Airbnb了,条件不仅宽敞很多,在短短的10天左右时间似乎还更能融入当地生活。主编们也会被邀请出席夹在时装周期间举办的品牌活动,这种情况下,品牌方就有预算支付来回的头等舱飞行,住最好的酒店了。后期就成为了一种常态。
至于出行,开始大家都没有预算乘坐出租车,在巴黎主要靠官方的shuttle bus,大家会互相关照小面包车的停靠地点和时间,还要占座位;在米兰主要靠地铁和双脚,大家常常是集体行动一路欢声笑语。后来GRAZIA总部给中国团队安排了米兰专车,这在当时应该算是稀罕的待遇。我就经常搭载同行,既是念着战友之情也带着点炫耀。再往后,随着杂志社的支票簿越来越厚,编辑们有了宽裕一点的交通补贴,大家就会一起拼出租车甚至包车。那会儿留学生越来越多,为编辑们提供了价廉物美的服务。
最后说一下“拼衣”,当然不是指自己的衣服共享了,也许对造型要求高的女编辑们有互相偶尔调剂。对于像我这样的男编辑,造型很简单,主要的西装和外套不需要带很多,重在组合搭配(这不就是老本行吗),鞋子最多也就3双,主要靠内搭和配件,那都不占行李箱体积。注重面料质感也好打理,衣服关在浴室里热蒸汽熏一熏,然后挂窗口冷风吹一吹就行了。为了拍杂志大片,大家有时候会共享品牌样衣。原则上品牌是不允许的,当然出门在外到底不比在国内讲究,对私下流通他们也睁一眼闭一眼了。
后来时尚杂志开始流行「带XXX(明星)看时装周」模式,那是我在Grazia时首创的。
2010年之前,偶尔会有中国的一线女明星受到大牌邀请,作为官方友人出席。当我发现有些欧美艺人经常会在同一季时装周,走马灯似的出现在不同品牌秀场,我才恍然大悟,“喜欢时尚”、“It Girl”这些标签是可以自己贴上的。另外,当时一部讲述八卦杂志女主编的美剧《Dirt(流言蜚语)》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既然人人都在抢独家,既然时尚与娱乐本身就是一场消费注意力的游戏,我们为何不能主动“制造独家”?

摄影李奇
这个极其标新立异的企划,起初几乎无人看好,主编半信半疑;本就为头排座位焦头烂额的品牌公关们,听说要为一个并非独家受邀的艺人挪出尊位,也表示说服不了总部,更遑论提供经费赞助。是的,那时候本地团队在品牌总部几乎没有话语权。后来,我们常开玩笑,随着中国市场销售占比越来越高,公关们大概在总部会议室里的嗓门也越来越大了。我在艺人端也屡屡碰壁,尽管在 ELLE 时期积累了不少人脉,但当时仅创刊一年的 GRAZIA 影响力有限,接连遭到婉拒。
当时正寻求国际声誉突破的范冰冰,始终是我的首选。她不仅具备典型的东方美,更自带一种所向披靡的气场(此时距离她在戛纳以“龙袍装”引发轰动还有几个月)。但与当时工作室的杨天真接洽很久也迟迟不能敲定,一次时装周,加上来回路上时间,ROI是要严谨思考的。所有人的反馈我都能理解,人们对没有先例的事情总是缺少想象力,而我就是有一种死磕的执拗。事后证明,这次策划不仅彻底打开了 GRAZIA 在国内的局面,更让日后主动求合作的女艺人排起了长队,当然,这已是后话。
最终促成此事的,是与她当时的经纪人穆先生的一通超长电话。他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商业魄力为破局奠定了基础。女主敲定后,我拿着这份名单去攻坚头排座位,我忘了都有谁拒绝了我的申请,但最终,那些同样具备前瞻视野的品牌——Louis Vuitton、Valentino、Jean Paul Gaultier、Sonia Rykiel——接纳了我们。尽管后来的报道被巧妙地包装成了“我们因风格契合而选择了他们”。
事实上,直到出征前夕,资金缺口依然悬而未决。那家仅赞助了 10 万元的手表品牌,根本无法覆盖庞大制作团队尤其是范冰冰工作室人员的国际出行标准。最后还是穆先生大手一挥,豪爽地填平了差额。事后回想,以该事件后来引发的核弹级影响力,公司并非拿不出这笔预算,只是被传统的运营惯性锁死了想象力。讽刺的是,那 10 万元的赞助后来还因为封面权益未能按合同执行与代理公司对簿公堂,封面用哪一张图是公司的决策,最后却让我人生第一次成为被告席上的代表。
之所以用如此详尽的笔墨去还原这段往事,是因为我想坦诚地剖析一个时代的局限性:那时的我们,几乎无人意识到网络和社交媒体正在酝酿怎样恐怖的威力。当我们还在为区区碎银两和一两个版面斤斤计较时,那些隐藏在围观眼球背后的“注意力经济”,其价值早已呈现指数级爆炸。除了范冰冰工作室,他们深谙此道。
虽然这个“石破惊天”的创意由我拍脑袋想出,但真正将“制造独家新闻”玩到出神入化的,是杨天真率领的艺人宣发团队。当第一天行程结束,我就感觉网络的舆论已经不一样了。。虽然 GRAZIA 也安排了博客和微博的实时报道,但我们这群做着精美铜版纸出身的编辑,哪里见识过玩转门户网站和微博流量操盘的阵仗?不是不想,而是真不会。于是,在行程的第二天,我也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热搜”体验——「邓堪驳斥台湾媒体失实报道」。
事情的起因是在 Sonia Rykiel 的秀场。由于前一天看 Jean Paul Gaultier 时险些迟到,我们这次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却依然败给了巴黎糟糕的交通。好在我们踩着大秀开场的最后节点冲入场内。就在范冰冰将要落座之际,一位香港资深媒体主编喊住她,请她站到T台中央摆个 Pose 以供他们报纸的专属摄影师定格。而此时,摄影区里其他负责拍走秀的摄影师早已在为开秀做最后的设备调试,无暇顾及。于是,网络上迅速流传出一张极具误导性的诡异照片:范冰冰在头排摆着 Pose,而面前几乎没有摄影师举起镜头。有台湾媒体借机大做文章,嘲讽其备受冷落。我原本并未在个人微博发布任何行程细节,但看到这则充满恶意的“假新闻”,气愤之下直接转发评论予以反驳。当晚,这张微博截图便登上了各大娱乐头条。
如何拿捏流量的密码?如何掌控情绪的引爆点?这是社交媒体时代给我上的极其震撼的第一课。但说实话,在那个节点上,我们这样的传统媒体人对此依然是不以为然的。我们固守着“堂堂国际大刊怎能亲自下场肉搏”的精英身段,当然,这种清高背后,也掩藏着不会做、也做不好的窘迫。这个傲慢的教训,要在许多年之后,才会化作割在所有人身上的切肤之痛。
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 1964 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核心论断:“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许多年以后,当我读到这本经典时,我才真正大彻大悟:当社交媒体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奔腾而来时,它要求的不是我们改变报道的内容,而是要求我们彻底翻转思考世界的视角——真正对社会、文化甚至人类心理产生摧枯拉朽般影响的,从来都不仅仅是媒介所承载的内容,还有媒介本身的“技术形式”与“运作逻辑”。
这套逻辑,最终毫无怜悯地摧毁了古典时尚媒体的护城河。行文至此,我想留下一个终极的叩问:当维度更高的 AI 技术已经兵临城下时,我们,还要继续重演20年前那种傲慢的“不以为然”吗?
本文并非虚构,如有不雷同,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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